该基本条件共有 7 条：一是强调申报高校已成为我国研究生培养和科研的重要基地，近 5 年每年授予博士学位人数 500人以上（不含同等学力）。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Cary Coglianese教授评论认为，这本书从对一般规则局限性的重要认识开始，描绘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愿景，即通过算法系统克服这些局限性，从而作出基于法律目标的个性化决定。若缺乏科学家的参与，数字法律工具的设计几乎不可能完成。
这份指南在以保守著称的英国，不得不说是一种重大的突破和对未来的某种谨慎乐观的预示。有中国学者指出，数字经济固有的特性及其资本运作在社会各领域的广泛渗透，致使政府的微观权力产生了弱化的趋势，这将对公共权力的权威性产生负面影响，甚至干扰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以上三种风险所产生的法律责任，当然应当主要由技术使用方承担。因此，也有学者指出：掌握了人工智能核心技术与海量数据的科技巨头及少数知识精英，在资本与数据逻辑的主导之下，获得了处置个体信息甚至控制政治议程的权力，原本由网络空间分散的个体所掌握的话语权向新兴资本与知识中心聚合，使得人工智能时代的权力结构又呈现明显的集中化特征。这是形式主义法治的弊端，也是实质主义法治的难点。
高一飞认为，数字人权既不是与现有人权并列的新类别，亦不可简单将其归类为某一人权价值之下的新内容，而是强调在适度区隔人权与权利的前提下，重申数字时代人之于科技应用的自主性价值，并将人权作为评价或指引数字科技应用的价值准则。无论数字人权是否构成新一代人权，数字人权问题都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我们必须加以重视的问题。国家与个体的关系在17—18世纪经历了许多复杂剧变，法律体系受托通过约束政治权力的扩张、专断和滥用特权的倾向来履行保护个体权利的任务的法治内涵在19—20世纪得以不断阐明，并形成英、美、德、法等不同模式。
其次，个人权利的实现取决于社会的支持。当然，各种关系纽带都可能存在损害个体自由、妨碍国家权力的危险，法律的适度干预是必要的，但应以保障基本人权和社会正常运作为必要条件。(一)法治社会的外部构造法治社会的外部构造主要涉及社会通过何种方式参与法治的构成，具体表现为法治社会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之间的关系。既有研究基本上都是在社会是法治的作用对象或者运作环境的层面上展开讨论，实际上谈论的是法治与社会的关系。
(35)R.M.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63-82、172-173、186-196、229-233页，译林出版社，2001。李成：《人工智能歧视的法律治理》，载《中国法学》，2021(2)。
一个概念包容的内容越多，操作意义往往越模糊，由此提炼的法治社会构造的不确定似乎在所难免。不过，20世纪中期以来，许多西方国家普遍经历了重大社会变革，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风险社会后工业社会数字社会等表达从不同角度触及其某些重要维度。(33)(二)西方法治危机的理论判断以上趋势表明，当前西方社会变革引发的实践挑战和法律转型是系统性的，从多个角度对通过法律控制公权力以保障个人权利的法治框架形成冲击，一些西方学者由此开始审视法治的命运。(59)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61页，人民出版社，2018。
相较于前一种范式，这些研究较为全面地触及前文提到的社会变革及其引发的问题，并对中西方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规则意识等社会基础方面的差异给予高度重视。(34)相对而言，昂格尔更注重法治的外部社会环境。(16)法治社会是将法治建设重心向社会移转，其内容包括社会主体的自主自治自律、社会主体依法对国家权力的监督与制衡，以及社会主体形成法治生活方式。这不仅因为它偏重形式理性和法律自治，法律思维与社会现实相分离的法条主义使得法律运作备受压力，更重要的是，规则至上和程序中心使得人们在规则的解析适用中获得批判规则、挑战权威的空间和能力，形成对法律灵活回应各种新的问题和需要的期待。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加快完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体系，完善包括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在内的社会规范体系，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基本遵循。当然，由于摒弃了法治与社会脱节的思维方式，法治社会范畴及一体建设命题将被传统法治理论所遮蔽的社会维度拉回法治框架，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形式/实质、薄/厚等法治争论，对法治提出了一种更为系统完备的理解。
个体自由平等交往的能力不仅关涉各种关系纽带的健康发展，更是公共性纽带运作的基础条件，因而是法治社会内部构造的关键。(65)B.Z.Tamanaha On the Rule of Law:History,Politics,The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p.1-4,pp.137-141.(66)习近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载《求是》，2021(5)。
为充分发挥这些关系纽带在法治构成中的基础作用，法治社会建设不仅需要对其尽量保持克制态度以尊重其自由发展，在社会变革的情况下还应当创设条件对其予以维续发展，并积极培育新的关系纽带。通过对传统法治框架、域外实践及理论反思的梳理，本节将揭示近年来西方国家普遍面临类似变革和挑战，其实践转型和理论困境均指向传统法治框架因缺失社会而内在的结构性矛盾，由此展示法治社会可能具有的普遍理论意义。既有研究往往在将法治扩展至社会的意义上来理解该范畴，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向，却容易导致法治社会的虚化、泛化和空心化。(14)他们认为，这种包容性发展为法治社会提供了概念工具和制度框架，法治社会因而具备自治、宽容、开放等特征以及能力层面的自治诉求、机制层面的兼容性发展、秩序层面的开放性结构等发展体系。为此，本文首先依次阐述法治社会为什么以及在什么意义上不只是一个实践命题，同时也是一个理论命题，而且不仅是一个中国特色的特殊理论命题，更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性理论命题，从中揭示该范畴在理论上指向的是传统法治理论因缺失社会所产生的结构性问题。人们的关系结构、互动模式、组织方式等嵌入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国家权力的性质功能、制度体系和运作方式，个人权利的内容及其实现往往也是由特定社会的观念、制度和资源所给定的。
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重大成果，亦是对法治一般理论的重大发展。基于对国际社会包容性理念的分析，一些学者认为包容性发展与当前我国的治理改革、一体建设高度契合，主张通过法治建设来确保社会成员机会平等、发展成果共享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陈柏峰：《中国法治社会的结构及其运行机制》，载《中国社会科学》，2019(1)。诺内特、塞尔兹尼克等人的研究聚焦法律发展的内在动力，缺乏不同法律类型的社会条件分析，早已被喻为是没有社会的法(37)。
(56)不过，这些研究或许不够重视的是，发达的社会对于国家权力的意义并不都是积极的。其二，构造的不确定性。
(28)第二，在法律运作中，行政机关和规制机构的权力明显增长，一些国家甚至从法律帝国迈向行政国家，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法治的权力制衡格局。换句话说，法治社会有其自身的目标和要求，因而需要国家权力在法治政府建设之外付出更多的努力，具体内容即为接下来要讨论的法治社会的内部构造。这些阐述都有其实践针对性，或许因研究者对社会的理解也有其理论依据，但这些研究并未对此做出说明，难免遭遇为何要从这些而不是其他层次和结构来展开解析的质疑。哈贝马斯尝试建立两者的内在关联，但由于忽视社会对法治的双向多维作用，其方案有些理想化和简单化。
如前所述，法治社会不能还原为公权力以外的社会力量的自发交往。一方面，国家治理面临权力扩张与规制弱化并存的矛盾。
各种性质不一、大小有别的关系网络或者共同体蕴含多元化、包容性、凝聚力及社会活力，是个体获得承认、拓展资源，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重要依托。(31)第五，在基本理念上，以上每种变化都引发大量是否符合法治的激烈争辩，由此推动形式与实质薄与厚等学说争论成为近几十年国际学界法治讨论的核心议题。
结合以往实践和已有研究，社会对国家权力的构造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1)国家权力的结构因素。与此不同的是，本文的解析建立在社会之于法治的构成性意义的基础之上，法治社会因而蕴含着对社会应有状况的规范性要求，由此说明了它在什么意义上是一个独立的法治范畴。
(18)包容和贯通两种范式各有侧重，但亦有共同之处，均是在将法治扩展至社会以解决实践问题的意义上来理解法治社会。相对于包容范式几乎未讨论社会的含义，贯通范式基本上都是在与国家、政府相对应的狭义层面来理解社会。基于以下两个问题，这种解读容易造成该范畴的空心化。(一)社会视野中的国家权力随着20世纪80年代找回国家学派的兴起，社会实际上已经开始内化至国家权力的概念中。
概言之，只有个体解放与社会团结相协调的社会，才能承担起控制和支援国家权力的双重使命，实现国家有效治理、个人权利保障、社会自我调节等法治理想。(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21页，人民出版社，1995。
与此同时，经过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等社会变革，崇尚个体和保障个人权利日益成为社会共识。由于采用扩展式解读，既有研究展示的法治社会图景与以往的法律的社会控制或者社会治理事实上相差无几。
不过，相对独立的社会生活领域全部社会生活公权力运作系统之外的社会生活等表述看似相近，实则蕴含对社会的认识差异，由此导致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关系上产生分歧。既有研究针对法治社会提出多种解读，围绕一体建设也涌现出三者并列、法治国家为体而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为翼(面)的一体两翼(面)、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二元并存等不同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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